“黄宗羲与明清哲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召开

来源:儒家网作者: 2021-01-06 08:52:00 寒夜客来博彩

  2020年12月26日,“黄宗羲与明清哲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召开。来自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按发表顺序排序)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承前启后的思想大家,在理学心性之学、经史之学、政治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2020年为黄宗羲诞辰4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进一步推动黄宗羲思想研究及其当代转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以“黄宗羲与明清哲学”为主题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畅副教授主持,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建昌致欢迎辞。李建昌书记代表学院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向参会学者介绍了同济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系的发展历史与当前的学科分布及人才培养体系。最后,李建昌书记再次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分组研讨环节。本次会议的分组研讨共四场,第一场由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徽教授主持,苏州大学朱光磊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家宁老师担任评议人。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石永之研究员以《心外无理新解》为题作了报告。石永之回顾了近现代科学主义者对王阳明“心外无理”思想的严厉批判,认为阳明的“心外无理”实际上包含有元认识论的意义,胡塞尔现象学表明,认识论的起点在于纯粹的自明性,客观外在的理总是由主观内在的心所直观到的,因此,“心外无理”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吸收胡塞尔现象学之后的西方认识论成果。评议人顾家宁认为从现象学角度去探讨解读阳明心学的理论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该文对以诸如唯物唯心等现代方式解读定位阳明心学的缺陷进行了廓清;另一方面,赋予了“心外无理”这一命题现代转型的意义,透过现象学的视角,试图通过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特性来接纳科学,从而打通传统心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宏敏副研究员作了《黄宗羲的“经世实学”》的报告。张宏敏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地区学者对黄宗羲的研究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召开的几次以黄宗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对于黄宗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清代学者汤斌所指出的,黄宗羲的学术的核心应在“经世实学”。黄宗羲的学术是合本体与工夫、仁义与事功、义理与考据为一的“经世实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一方面继承刘蕺山之传,整理宋元明儒学术,为理学心学之殿军,另一方面又能切应于时代,开清代实学之风。评议人顾家宁认为,阳明学派从王阳明到刘蕺山、黄宗羲一脉,具有本体工夫逐渐合一的思维方式和路径取向;该文从这条脉络深入挖掘出黄宗羲的心性之学、外王之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关系,对深入研究黄宗羲“经世实学”的内在理路具有重要意义。顾家宁指出,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存在着内在张力,是与其面对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困境相关的,这也使得对黄宗羲的研究可以开展出更多的面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锦枝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阳明良知教确立后意论的变与不变》的报告。张锦枝认为,在王阳明的良知教确立前后的两三年里,随着对良知体认的纯熟,阳明的意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变化的思想背景是阳明从针对朱子向外探求的格物,转向对自身主静工夫的反思,并转变知觉已发的看法,认为良知是贯穿未发已发的。从《大学》“心意知物”的次第到最终确立良知教,改为“心知意物”的论述序列,知由意显变为意由心定,最终的表述回避了未发无知觉的问题。不变的是,良知教确立后阳明仍然强调心动的一面,工夫落在心之已发上,诚意作为第一义工夫被包蕴在致知之中。阳明良知学的发展和意论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知与意的区分会导致知行不一,知的本体地位提升导致意在“心意知物”序列中的凹陷,四句教中心与意在有无善恶上产生分裂。最终,意的涵义须析出作为第二层涵义的无意之意,才能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评议人朱光磊认为该文对于探讨王阳明良知教成立后对“意”的变动的问题很有意义,并对王阳明理论中未发工夫与已发工夫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盛珂副教授发表了《另一重意义的“归显于密”——读刘宗周的“慎独诚意”之学》的报告。刘宗周针对阳明学的流弊提出了“慎独诚意”之学,牟宗三将其学问称之为“归显于密”,其中包括两步,第一步是将良知之显教归于“意根最微”之“密教”,第二步是“将心体之显教归摄于性体之密教”。而这两步的归显于密,慎独和诚意之学有何理论意义,又何以规避阳明学可能产生的弊端?盛珂认为,刘宗周的理论设计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对阳明良知之学的修正,刘宗周针对阳明良知两种含义混杂的状况提出了慎独诚意之学,分别用独体和意根来对治良知,以期解决良知学的问题,但也因此导致了刘宗周工夫论中缠绕的弊病。评议人朱光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并针对刘宗周的慎独诚意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第二场分组研讨由同济大学哲学系何心鹏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锦枝副研究员分别担任评议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发表了《晚明清初的师道运动:从王艮到黄宗羲》的报告。高海波针对余英时提出的明代儒学从王阳明开始由“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指出明代社会政治改革存在着三种路向:一是泰州学派的下行路线,以师道自任,代表了平民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自觉;二是以管志道、杨复所为代表的上行路线,是一种“君师道合”,而在政治上是以张居正等人的尊君、禁讲为突出表现;三是从东林学派到黄宗羲的第三条路线,是以师道、士大夫全体限制监督君权及其附属的官僚系统,具有某种程度的精英民主色彩,但已不能等同于宋代的“得君行道”路线。高海波指出,泰州学派的师道观更多关注“师”的道德感召力,“师”在泰州学派更多代表着道德主体;而黄宗羲思想中的“师”更多具有政治主体的意味。从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转变代表了晚明清初师道观发展的一种趋向,这一趋向的顶峰就是曾静“皇帝应该由吾儒来做”的圣王观。评议人张锦枝指出该报告纵向梳理了晚明清初的师道路向,其师道是尊师授业与道统自任的结合,具有教化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发表了《拒斥形而上学实在论——黄宗羲<孟子师说>中的“性与天道”》的报告。陈乔见针对学界质疑冯友兰把朱子的“理”解释为如柏拉图的“理想”为一形而上的实体,认为冯氏的解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朱子“理”概念的一些重要特征,但也并不尽然,而后朱子时代的学者如罗钦顺、刘宗周、黄宗羲在某种程度上皆以各自的方式来消解朱子这一形而上的“理”与“性”,其共同做法是“气一元论”,表现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哲学倾向。评议人朱承认为该论文揭示了宋明理学中道德形上学的不同面向,展现了作为延续阳明心学基本思路的黄宗羲对于朱子学说的批判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家宁老师发表了《师道、孝弟、心性:黄宗羲泰州批评发微》的报告。顾家宁认为,阳明后学中,泰州学派集中体现了心学由心性思辨向社会政治的延伸,体现出丰富多元的经世意义。而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蕴含了晚明思想的诸多关键问题。泰州学派的思想可概括为师道论、孝弟论与行动取向三方面。对于师道论,黄宗羲肯定其对士人政治意识的阐扬并以之作为制度构造的基础;对于孝弟论,黄氏积极肯定其社会教化意义但不再将其作为政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原则与逻辑起点,体现出家国分疏的思路,由此发现政治世界的独立逻辑与意义,反思将政治问题化约为社会与个体道德问题的思维模式;黄宗羲也继承了泰州学派积极的行动意识,试图将其纳入德性轨道,由此引向政治结构的反思与重建。顾家宁指出,如果说阳明与泰州“觉民行道”的社会转向是对宋儒“得君行道”的反题,那么黄宗羲通过泰州批评凸显的是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理念的思路。评议人张锦枝指出该报告从师道、孝弟、心性三个方面横向展开论述了黄宗羲对于泰州学派的批评,并认为此篇论文在逻辑上将黄宗羲心性学与经世学的内容自然地弥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缺陷。

  苏州大学哲学系朱光磊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黄宗羲的佛教观》。朱光磊认为,黄宗羲的佛教观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黄宗羲受到师门影响以及社会上佛教的弊端而产生辟佛之举动与观念;其二,黄宗羲从其儒学理论体系出发,反对佛教缘起理论、明心见性以及六道轮回;其三,黄宗羲认为朱子学说以及部分阳明后学参杂了佛学而不纯正。黄宗羲的佛学观是从其自身立场去理解佛学,尽管对于佛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但从理论构建与实践维度上,黄宗羲的批评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朱光磊指出,黄宗羲以祖师禅批评阳明后学,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阳明后学“见成良知”的流弊,但又忽视了阳明后学的自我担当的力量。正是这些“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的狂者,才能冲破僵化的束缚,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其实,阳明后学这种浓厚的淑世精神,远非“作用见性”的祖师禅所能比拟。评议人朱承认为该论文的选题具有启发意义,揭示了黄宗羲思想中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面貌。朱承同时也指出,黄宗羲的佛教观在其厘清儒佛之辨的论述中,尤其是在辩护王阳明非禅学的问题时也有所体现。

  第三场分组研讨由同济大学方用副教授主持,由中山大学陈乔见教授与清华大学高海波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发表了题为《黄宗羲年谱编纂的若干思考》的报告。张天杰简要回顾了黄宗羲研究的学术史,并阐发了编纂黄宗羲“年谱长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即叙述了编纂黄宗羲“年谱长编”的基本思路,并指出应将大思想家、大学者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文献、史实、著述三方面把握黄宗羲相关的哲学研究的构想。评议人陈乔见高度肯定了编纂黄宗羲年谱长编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深入研究黄宗羲思想学术的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并期待张天杰教授该项成果的问世。

  华东师范大学朱承教授发表了题为《<明夷待访录>讲读编写的若干设想》的报告。朱承首先说明了编写《<明夷待访录>讲读》的缘由,并回顾了关于《明夷待访录》校释、解读、译注的已有成果。朱承认为,编写《<明夷待访录>讲读》应从政论文维度出发,发掘其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展现黄宗羲对于儒家政治理想的阐释及对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反思批判,并指出该《讲读》将按照《明夷待访录》的十三个专题顺序进行文本的统合性、整体性讲解。评议人陈乔见肯定了编写《<明夷待访录>讲读》的必要性,期待朱承教授的成果与新观点的面世,并对编写该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四端七情之辨:从船山哲学的视域看》的报告。谷继明认为,王夫之对于四端七情之辨这一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其编写《尚书引义》时期王夫之还囿于朱子学以“心统性情”解释四端七情;及至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之时,又以孟子的四端之“心”为介于性、情之间的存在且偏于性。通过区分,四端之心严格地与性理相一致,而七情即性,在与外物相交感时有可能陷于恶。四端之心既严格地与性理一致,就能保持其纯善无恶,而它又因与情、人心皆落在气上,故能直接对七情产生节制作用,因此“性其情”的工夫便有了落实处。评议人高海波认为,在理学史上,有关“四端七情”的问题在朝鲜理学史上的论辩远甚于中国理学史,该文对王夫之“四端七情”理解的探讨有助于挖掘中国理学史上对该问题的论辩探讨,以此与朝鲜理学史相对照,或能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王茂林与北京大学日语系博士后刘莹发表了题为《近代日本儒学史的成立——以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为中心》的报告。两位学者指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日本儒学史”肇始于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三部曲”,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对井上所分学派是否合理及其倡导的国民道德论的批判,鲜有从儒学近代转型的视角观察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因此厘清井上建构“三部曲”的始终有助于把握“日本儒学史”以至“东洋哲学史”作为现代意义上学科的开端,为儒学的近代转型提供新思路。随后,报告从井上“三部曲”的书写如何借助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转化“经学”的书写,以及如何借鉴日本的儒史材料与中国的“学案”体等方面展开论述。评议人高海波高度肯定了该论文的价值,认为日本儒学的近代转型与中国的传统经学到近现代哲学的范式转化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通过二者异同的研究可为当下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问题提供颇有价值的思考。

  第四场分组研讨由同济大学哲学系吴小锋老师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石永之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盛珂副教授分别担任评议人。

  复旦大学哲学院徐波副教授发表了题为《五峰-蕺山系的存有论意义》的报告。该文指出,牟宗三在对宋明理学判教的具体论述中先是肯定王龙溪“四无句”为儒家究竟圆教,继而又认为按照天台圆教的判教方式,胡五峰之学才是真正的圆教,这种前后不一是牟宗三在融合天台圆教义理系统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张力。为了解决其中潜在的矛盾,除了回归圆教义理本身以及从思想史的具体发展上分析外,更要重视牟宗三晚年借用天台术语所提出的“纵贯纵讲”,通过在纵观系统内部针对儒释道各自特色而作出的有选择性安排,牟宗三思想内部因融合异质思想而带来的巨大鸿沟最终被转化为其系统内部的具体问题。评议人盛珂认为该文澄清了圆善论在牟宗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对目前对于牟宗三思想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并指出圆善论的提出旨在解决的是德福一致和宣教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王格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格物穷理”:晚明西洋哲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话语竞争》的报告。该文指出,晚明时期西洋哲学随着天主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传教士“文化适应”与“尊古儒”的策略下,对西洋哲学的译介一方面大量采用了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却并非与之融合,而是形成一种话语竞争,从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名目到基本概念如“天”“理”“礼”等,西洋哲学均与宋明理学展开了争夺。这场争夺由在华传教士发起,虽未引起中国主流思想界的显著反弹,但其细微影响亦时有潜入中国思想潮流之中,此余波在晚清得以延续壮大并影响至今。评议人石永之表示,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早期的学术转译与交流的研究尚较为表层,该文以西方传教士为中心考察了宋明理学的概念术语对于西方文化转译的影响,从中透视中西文明在近代早期的互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同济大学哲学系陈畅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理学与三代之治——论黄宗羲思想形上学、道统与政教的开展》的报告。陈畅指出,学术界当前的研究往往把黄宗羲的理学与政治思想视为相互割裂的两块,黄氏犹如“一人分饰两角”般在中国思想史出场。这恰恰与黄宗羲本人的学术自觉相背离。陈畅认为,宋明理学本身应被理解为理学家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中有“生意论”形上学与政教学的张力,阳明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阳明以“情”为核心的感应形上学论证了“个体”的公共性生成结构,但没有发展出克服“情”之流弊的思想结构,这是黄宗羲思想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黄宗羲虽然认为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原始状态,但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构想了一种通过礼乐制度过渡到三代之治的政教理论。黄宗羲吸收了其师刘宗周心性论中将“欲”视为“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已者”的独特思想以及对阳明学流弊的揭示,进而提出了一套以“事”为核心的公共性哲学。黄宗羲在中晚明心学内部获得思想创新的动力与资源,其思想代表着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心学路径。评议人石永之高度评价该文的学术价值,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就宋明理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外王之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博士生高思达发表了题为《文序重塑与思想发轫的互动——基于全祖望“经学即理学”的考察》的报告。高思达指出,清代初期向中期的学术过渡是基于政教关系变迁中的义理相革。顾炎武之“理学,经学也”在对朱子学作义理校正之余以“道问学”的方式承载“致中庸”的经世向往。全祖望“经学即理学”刻意模糊了“理学”的概念定义,在“为新朝存伦常”的忠义观倡导下,以“求其是”的态度会通朱陆,强调“道以躬行重,人从述作论”。通过全祖望对顾炎武思想的文序重塑可知,文本传承不单是纯粹意义上的辨章学统,还意味着义理价值的自我革新。评议人盛珂认为,历史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理念的呈现,一种学术思想的理论的改写或推进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学术内部的发展,而是由多种的历史处境造成的,故而须将其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下观察。该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呈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尤其是通过对于全祖望的观察透视学术思想的变迁与侧重点的变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分组讨论结束,会议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由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担任主持人,同济大学哲学系张文江教授担任引言人。曾亦教授认为,在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中,大体而言,王夫之承上但不启下,顾炎武启下但不承上,黄宗羲最为特别,不仅与占主流学术地位的宋明理学家关系密切,同时也在经史之学、政治思想等方面对后世有着突出的贡献,因此黄宗羲可谓是明清之际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

  张文江教授指出,黄宗羲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有为在回顾清代学术时就认为黄宗羲是宋学之终,顾炎武是清学之始,理解宋学的整体学术可以从黄宗羲入。如今学者研究古典学术不能脱离对自身现实处境的考量,而对21世纪的中国学人而言不得不至少面对三个问题:何为中国?何为美国?何为世界?其中最核心的是何为中国的问题,这对中国学人极具挑战,因为最犀利的并非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此问题将会在21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其尖锐性。何为中国的问题核心必然牵涉到中国的传统与思想,在当前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如何更新建立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在安顿中国人身心的同时实现对世界的反哺,达到“近者悦,远者来”的状态,这无疑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指出的治学方向。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序》中,言其“明夷”始于周敬王时代,其甲子在公元前477年,此为春秋战国之交。周敬王初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西周以来的文化崩溃,西周以至三代在精神上的灭亡应始于此,而此后皆为“明夷”,故黄宗羲认为三代之终在于周敬王之时。而此时亦是孔子、老子活动的时期,孔子以传周文自任,故可谓孔子为“明夷”之下传道之第一人。“待访”是黄宗羲以箕子自比,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间访,或庶几焉。”取《洪范》之意,而《洪范》作成则须在周敬王之时上推500年,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为周公制礼作乐之时,儒学之始即于此间周公至孔子时期。因此黄宗羲以此名书,可见其在当时对未来前景依然充满信心。张文江教授指出,黄宗羲有句名言:“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之心则为俗学。”若将其放置于当今时代而稍作引申,可谓“如果不了解世界各大文明之学问则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以中国学问为印证并求之于心则为俗学”。黄宗羲学问的核心在于整理过去,面向未来,经史相参,有浙东之学的一脉之传,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依然有其经世意义。

  盛珂副教授认为,黄宗羲是站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末端往回看的一名伟大思想家,是利用中国传统儒家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与文化的现实问题的最后一位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到黄宗羲为止,其可能性都已尽然展现。对于现代性的问题,西方选择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一套解决方案,但黄宗羲从中国儒家传统出发提出了相对于自由民主更为克制的一种可能性,其不仅有理论设想,更有现实制度的考量,因此研究反思黄宗羲的学术,也许可以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之外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又更符合中国传统的路径。由此也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即中国并非在1840年之后才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传统的资源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而是从黄宗羲开始,就已经从中国儒家内部的心学理路去思考探索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是否可以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提前到黄宗羲的时代,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入思考。

  之后,与会学者就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子学,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文明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展开了探讨。会场讨论热烈,思想激荡,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碰撞出睿智的思想火花。

  最后,同济大学陈畅副教授为本次会议作了总结陈辞,对各位参会学者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认为此次会议各位学者提交的论文与展开的讨论,对于突破当前黄宗羲研究瓶颈,打开未来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在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前瞻性意义。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本次“黄宗羲与明清哲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取得圆满成功!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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